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困难家庭，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家长因此又不情愿。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

苏文颖指出，虽然联合国文件中使用了“儿童色情”一词，但现在国际上倾向于用“儿童性侵制品”替代“儿童色情制品”，国际刑警组织也建议使用这个术语，这也是为进一步强调这类制品的制作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对儿童的性侵害和性剥削行为，不宜用成人化的“色情”一词描述。

《银保监会：我国银行业贷款拨备余额达6.5万亿元》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4岁女童遭强奸，下体重伤，没有人证。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几次心理疏导后，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